怀念刁锦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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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5日，刁锦寰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
我第一次见到刁先生，是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的时候。那时他已年过七旬，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仍每年坚持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设时间序列课程。时间序列是他潜心钻研数十年的领域，其中的方法自成一派。一元时间序列、多元时间序列，以及贯穿其中的 intervention analysis，讲得深入浅出。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是 classical methods，他从统计视角来讲，并不拘泥于计量经济学的框架。刁先生的许多应用涉及气候分析，比如洛杉矶的臭氧污染，他本人曾被邀请出席美国国会听证。我提交的课程论文用香港数据研究空气污染物的特征，感叹当时香港数据的公开、透明和完善。没曾想，毕业后来到香港工作至今。
彼时我的目标是赴美深造。在北京，能够接触到的、在美国学术界有声望的推荐人毕竟有限。于是我努力争取在他的课上考出好成绩，获得推荐信。那年秋天，刁先生和我面谈之后，欣然应允为我写推荐信，随后便回到美国。到了申请季，我几次发邮件提醒他在网申系统提交推荐信，却没有得到回复。眼看截止日期将近，我有些焦急，便尝试拨打他家中座机电话。那时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打越洋长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到指定地点办卡、充值、在特定的电话机上拨号。幸运的是，等待几秒钟之后，对方就接听了，电话那头是刁先生。我说明了截止日期的紧迫，请他尽快提交推荐信。他简单应答了几句，说会尽早完成。果然，过了几天，申请系统里推荐信如期而至。
这事我一直心存疑惑：平日里回邮件很及时的刁先生，为何一段时间杳无音信？直到一年之后我才得知，原来那时正当刁师母病重。师母与病魔长期抗争，终究没能支撑下去；那正是刁先生人生中至暗时刻。为了提携后辈，刁先生仍强忍悲痛，践行承诺，让我深受感动。
博士生第二年夏天，我去芝加哥大学短期学习，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刁先生。那时他孤身住在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不远的自家宅子里。得知我来拜访，他非常高兴，主动提出带我去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参观。他亲自驾车，然而年事已高，车开得已不太稳当，需要旁人时时提醒；一个急刹车把我惊出一身冷汗，幸而无事。在 Art Institute，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大量莫奈的真迹。我从初中美术课本上学到过印象派，但面对大幅真迹的时候，仍感震撼。刁先生又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古典音乐，说“古典音乐真是人类的好东西。” 我以前从不听古典音乐，觉得它太过艰深晦涩。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随着年岁渐长，我开始认同，古典音乐确实是个好东西。临别，他对自己身体健康很有信心，跟我说，“到你博士毕业的时候，说不定老 George 还在呢！”果不其然。
回顾刁先生的一生，他出生于英国伦敦，在战时陪都重庆度过童年少年，在台湾读大学，随后赴美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投身于统计学研究，找到一生志业。晚年他又积极回到大陆帮助建设统计学科体系和商学院的经济计量教育。
他经历了中国的沉沦、抗争、割裂和崛起。刁先生家庭圆满，儿孙绕膝，晚年得享高寿，应当没有太多遗憾。那一代杰出学人，不仅在世界学术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更将他们的光热泽被后学。作为后辈，我将恩情铭记在心。
2026-8-31
中国香港